長久以來，“左行右立”都是城里人引以為豪的文明風尚。誰要是大喇喇地站在左側，堵死了步行通道，后背上少不得要吃幾顆狠狠的白眼，再挨上一句鄉巴佬的評價。

然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，“文明”絕對是這世上最善變的東西之一。

自動扶梯“左行右立”，儼然正在成為一種“新陋習”。

在日本旅游，電扶梯守則絕對是行前功課之一。東京左立右行，大阪左行右立，惴惴不安的游客總要提前查好，以免臨時露怯。

不過鮮為人知的是，55年前曾拼命宣傳地鐵扶梯“左行右立”的大阪人，55年后正在拼上N+1條命去宣傳截然相反的規矩。

2025年大阪世博會還沒到來，就先上演了一出令人大開眼界的文明滑稽劇。

為了迎接世界友人，展現文明新風，大阪世博會特意制作了一批特殊的自動扶梯。

扶梯由日立制作所和日立建筑系統公司開發，添加特別的綠色LED指示燈，如同思維導圖，左右分叉，一個端點在左，一個端點在右，暗示乘客不要只站一邊，最好根據指示并排站立。

滑稽的是，當年在日本首倡“左行右立”的，也是大阪，也是為了在世博會展現“文明的日本”。

大阪上一次承辦世博會，是在1970年。那時，不少海歸精英對于日本的“落后”深感羞恥：

“每次從英國回到日本，我都會感到惱火。在倫敦，地鐵上或百貨商店里，不趕時間的人都自覺站在右側。”

作為戰后關西頭一件國際盛事，當年大阪人對世博會的重視好比咱2008年期待北京奧運會。從上到下卯足了勁兒學英語，各行各業都琢磨著怎么給外國友人展現日本最好的精氣神。

絕對不能讓人瞧不起，要干凈整潔，要文明有禮！

于是提前3年，大阪地鐵就開始宣傳“請在左側為步行者留出空間”。這是學習英國紳士，據說老倫敦人打從1940年代就開始這么“彬彬有禮”了。

正巧當時超級樞紐阪急梅田站搬遷，新建了一條長達41米的超長自動扶梯，最先進的扶梯自然配套最先進的規則，這條當時日本最長自動扶梯的規矩，就成了“文明”的代名詞。

用很日本的方式來講，就是：“要提升通行效率，我們當然可以安裝更多新扶梯。但單側通行是為了給外國朋友行方便，也是一顆種子，可以幫助我們培養‘為他人著想之心’。”

打那以后，日本森嚴的規則常識又添一員，并且被一絲不茍地執行到了今天。即便是最最繁忙的早晚高峰時段，人們依舊守在一側大排長龍。

為什么同樣的大阪世博會，55年后，文明新風卻成了亟待改變的陋習呢？

其實這事兒，早就開始翻案了。

2021年，埼玉縣頒布法令，要求自動扶梯不論是站在左側還是右側，都不許走動，必須在靜止狀態下使用。

2023年10月，愛知縣名古屋市也新規入法，要求停止扶梯步行。

就連大阪也早在2010年就開始在地鐵站里張貼“請勿行走”的標語。

安全是明面上的主要顧慮。

研究者統計國土交通局和消防局報告發現，自打開始扶梯讓行，因跌倒或接觸自動扶梯而受傷的人數就在逐年增加。

2014年，僅東京消防廳管轄范圍就有1443人因自動扶梯事故被救護車送醫。

因為自動扶梯自打設計之初，就不是讓人用來走的。日本建筑基準法規定，自動扶梯寬度必須在110cm以下，與此同時，該法規定，公共樓梯寬度必須至少140cm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說公共樓梯是基于人類行走數據總結出的舒適規范，那么自動扶梯并不符合標準。它不僅比普通樓梯更窄，而且更高：普通臺階高度需要在18cm以下，自動扶梯臺階高度通常高于20cm。

本就不適合步行，還時刻都在移動，自動扶梯自然更加危險。站立不穩的老人、小孩和殘疾人，更容易被擦身而過的疾行者帶倒。

或許各位也聽說過，對于扶梯本身，單側站立也是一種損害。

坐船不能順邊坐，坐扶梯也是一個道理。有說法認為，大量乘客長期只站一側，會讓該側負重過大，左右失衡，導致零件不平衡地過度磨損。

檢修數據很快支持了這種說法。不只在日本，全球每一個存在讓行規則的國家都發現了這種情況。

南京地鐵運營公司檢修時發現，95%自動扶梯右側梯級鏈比左側磨損嚴重。梯級因此輕微右傾，導致兩側擋板和梳齒磨損加劇。

北京西直門的一次地鐵檢修更是直觀，維修人員看到，右側和左側梯級鏈條存在高達6毫米的差異。

名古屋之所以要把禁止讓行寫入法令，正是吃過大虧。2008年，一臺運行中的扶梯突然急停，導致10人滾落，嚴重受傷。事后調查發現，正是單側站立導致設備磨損，隨后被步行者步幅震動引發連鎖故障。

從此該站標語都改成了特大字號：“扶梯行走產生振動，振動會導致電梯緊急停止！”

更扎心的是，被視為提高通行效率的單側讓行，可能并沒能真正提升效率。

相反，它還降低了乘客流通量。

“讓行文明”發源地倫敦，公共交通策略分析師也在反思。2015年，他們在倫敦霍爾本車站進行了一項為期3周、每天涉及超過一萬人的實驗，驗證雙側和單側通行哪一個效率更高。

結果發現，當單側通行改為雙側通行后，相同時間內，通過扶梯的乘客人數提高了27%。

另一項英國咨詢公司的調查顯示，停止“讓行”后，算上自動扶梯底部排隊時間在內，乘客通過扶梯的平均時間下降了79秒，降幅高達43%。

根據“人類橢圓”理論，大多數人不習慣前后左右太近的距離存在陌生人，所以地鐵扶梯上，人們通常會隔一格站立，這就減少了二分之一運力，如果再分左右通行，運力再次減半。

唯一能從中獲益的，只有早上起晚了的可憐上班族。通過噔噔噔跑過扶梯，他們能夠節約近50%的時間。

于是顯而易見的，不論從安全、機械，還是起初最被稱道的“效率”來說，讓行這種“文明禮儀”，似乎都越來越立不住腳了。

不過俗話說得好，上山容易下山難，有些事情明知荒謬，一旦開始起勢，卻再也無法阻攔。

誰都沒見過電動扶梯時，為扶梯立規矩很容易。規矩立成了，再想改就難了。

這些年，為了“糾正”扶梯使用習慣，全球運營者都下了不少功夫。

日本地鐵公司早在10年前就修改了站內廣播，刪除“讓出左側通道”的引導，改為“請勿行走”。

中國上海，“最新版自動扶梯乘梯須知”一共八項禁令，第一項就是“禁止在乘扶梯時行走和奔跑”。

但如我們后來所見，慣性還是慣性，低頭看著手機，腳步走著走著就并向了右邊。

在倫敦，stand on the right更是一語雙關，靠右站，就是站在正確的一邊。

霍爾本車站實驗期間，工作人員幾乎被罵出了抑郁。

“我知道該怎么用該死的自動扶梯！”怒氣沖沖的男人一把撥開前面的孩子，大步流星地繼續向上，并對工作人員豎起了中指。

“不讓在扶梯上行走，這是為瘸子和懶蛋制定的憲章！”

“我們樂意，你就不能讓我們走嗎？”，另一個人高聲道：“這不是俄羅斯！”

此時工作人員分外慶幸，執行這次實驗時，沒有采取另一種更激進的提案。起初他們準備請專人穿上寫有醒目標語的外套，站在左側通道，做人肉障礙物。

考慮到這樣可能挨揍，最后他們還是選擇了更溫和一些的方案：舉著小喇叭在扶梯口引導人流。

慣性的皮筋看似很好拉動，但每次一松手，立刻又彈回原位。

日本埼玉縣宣布讓行禁令后，筑波大學研究小組對市內一個主要站點進行了調查監控。結果發現，該法令頒布三個月后，在扶梯上行走的人數下降了20%，但一年后，好不容易降下來的比例又回去了。

“人們可能‘習慣了這個法令’，因為不會有任何處罰，所以他們不明白步行是不被允許的。”

英國霍爾本車站實驗者同樣發現，三周引導后，乘客變得溫順，并遵循新的制度。但引導結束后僅僅一周，一切就回歸了原樣。

主持者無奈道：“這就像兒童心理學，你需要花四天時間來讓你的孩子明白該按時上床睡覺，并養成習慣，而他們只需要一天，就能重新開始熬夜，讓你又一次坐在那里用頭捶墻。”

對沖強大的習慣，各國除了安排“文明督導員”舉牌牌，似乎也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。

這下子，誰能率先扳回讓行的“壞毛病”，反倒成了文明先進的象征。

歷史奇怪的螺旋，似乎又轉回了原點——折騰一圈，最理想的還是初始狀態。

但兜兜轉轉一圈，還是有一件事變得不同：公平。

其實“讓行”的弊端，當年啟用讓行規則時，人們大抵都已提出過。

有人說，讓行很不安全，尤其對殘疾人、老人和小孩來說。

當時人們的回應是：我們日本人，就是太喜歡“責怪那些允許事故發生的別人”。如果發生事故，難道首先不應該追究自己的責任嗎？

扶梯本來也不是無障礙設施，殘疾人有需要的話，就該去使用電梯。

在那個經濟高速發展，一切效率至上的社會，“效率”就是正義。個體的需求當然也有被看到，只是需要無限讓位于集體主義。

不肯讓開通路的人，就是“麻木不仁的稻草人”。

90年代朝日新聞著名記者、以富有同理心而著稱的本田勝一在《自動扶梯的精神》一文中寫道：“隨著都市圈越來越發達，自動扶梯數量劇增，而且長度越變越長，這使得麻木不仁、不肯離開通道的‘立式稻草人’滋擾愈發嚴重。”

他論定，這種盲目地站著而不看看四周的行為，是一種可憐頭腦的非理性和非進步行為。

即使雙側通行能夠讓更多乘客更快流通，但妨礙個體效率被視為更大的罪過。

還有什么能比那些匆匆而過的上班族的幾十秒鐘更加珍貴呢？他們可是每天叼著功能飲料、掛著厚重的眼袋、為日本的未來拼盡全力的頂梁柱啊！

正如倫敦讓行禮儀起源于戰時，一切都是效率至上。

半個多世紀之后，同樣還是談論公平，社會的立場卻改變了。

那些曾經矯健奔跑在電扶梯上的平成干將白了頭發，彎了脊梁。成為了曾無數次被他們甩在身后的、再也走不動電扶梯的老人。

此時，人們開始重新審視“公平”的意義。

一種公共設施，首先最緊要的，當然是要考慮公平。但公平究竟是誰的公平？

是社會全體的，還是每個個體的？是全力支持社會精英的，還是照顧弱者的？

漫長的經濟低迷送葬了未來的野望，但慢下來，也給了人性更多的舒張。

半個多世紀后，效率正義敗給了人本思想。

雖然腳步總是不由自主地靠邊，但人們心里的天平早就已經傾向“不讓行”的一邊。

日本電梯協會2022年的一項調查發現，盡管70.6%的人有過“扶梯步行”行為，但大多數人（83.8%）還是認為應該停止在扶梯上行走。

可為什么心里想一套，身體做的卻是另外一套呢？

或許是因為同調壓力。

“當我站在左側時，背后有時會聽到不耐煩的咋舌聲。”

“昨天站在左邊，被老頭罵了。”

當扶梯禁止讓行尚未達到常識水平，先一步執行的人總會陷入被厭惡的窘境。

疊加毫無處罰措施的步行禁令，非常不利新規推行的環境誕生了：一切照舊不會受到懲罰，執行新規卻可能面臨社會壓力。

出門走一趟路，誰也不想惹麻煩。趨利避害，維持原樣無疑是更好的選擇。

一位東京年輕女孩說道：“有時候，上班高峰期，前面如果出現一個在左邊站住的人，我會心里暗暗給他叫好，然后站在他的身后。要我自己做，我是沒有勇氣的，這種人，可以被叫做‘扶梯俠’吧！”

有人說，要想讓人們停止“左行右立”，或許只能釜底抽薪。

比如把扶梯的梯級做得更高、寬度做得更窄，或者提高扶梯速度，這樣就算想走也走不成了。

大阪世博會這次在扶梯上添加引導線，也是一次柔和的抽薪行動。

更多人期望世代更替解決問題——既然一代人已經養成慣性，那么就讓沒有慣性的人來改變。

在日本，“扶梯兩側站立”正在被寫進兒童教材，面向兒童的安全講座也加入了扶梯新規。

如同那些規勸父母不要隨地吐痰、不要大聲講話的小朋友，越來越多年輕人正出現在空蕩蕩的左側通道上，挺直脊背。

大人總愛對孩子們說，“世界是我們的，但終歸是你們的”，很少有哪個細節可以如此清晰地證實這句老話。

單側通行未必多么致命，兩側站立也未必多么非如此不可。

但文明規則的變化，正是文明本身變化的投影。

站在左側還是右側，可以是一個簡單的動作，也可以是一次試圖改變世界的行動，而每一次微小的行動，都將構成年輕人對世界的主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