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末最諷刺的新聞，莫過于一批“正能量”網紅親手把自己送進了監獄。

幾個月前，他們還是專門抓捕罪犯的“網紅判官”，幾個月后，就和犯人一起吃起了牢飯。

事情發生在日本，但不是孤膽英雄無辜受過的劇本，而是一幕流量時代特有的鬧劇。

仿佛提前下餃子，日本春節前，網紅判官一個接一個被請進了局子。

何為網紅判官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一群以“抓壞人”為主業的YouTuber，但他們的“出警”對象不是搶劫犯之類的硬茬子，而是那些警察平時抓不干凈的“牛皮癬”。

癡漢、黃牛和偷拍犯是網紅判官最青睞的目標，他們游走在案件頻發的各大地鐵站臺，自詡為無名的羅賓漢。

借助同為男性的敏銳直覺，洞察每一個企圖揩油的男人。一旦發現證據——比如有人乘坐自動扶梯時把手機攝像頭平放在公文包上，伸進前方女孩裙底——便會雷霆出擊，當場喝止并擒拿，隨后報警。

聽起來就像見義勇為，但和見義勇為不同的是，他們會把全程錄像剪輯后發布在YouTube個人頻道。

換句話說，網紅判官既像低配版“黑袍糾察隊”，也像沒有賞金和執照的賞金獵人，在正能量段子和正能量雞湯之外，開辟著“正能量”賽道的新藍海。

在日本，他們通常被稱為“私人逮捕系”網紅，不過相比于這個不太體面的稱呼，他們更愿自稱“正義使者”、“犯罪撲滅專家”。

起初，一切運行良好，因為他們的頻繁出動，癡漢和偷拍論壇不寒而栗，成員紛紛互相提醒，最近出現了“管閑事的家伙”，要控制活動頻率。

許多曾經遭遇地鐵癡漢與偷拍的女性在視頻下留言贊美：

“謝謝你們，你們的辛勤工作讓我感到安心！”

“看著那些做下丑事的人在你們的箝制下滿臉通紅，真的是神清氣爽！”

然而不過幾個月，一切就開始走形，“正義使者”毫無節制的正義正如過去所有經驗所證明的那樣，無可挽回地迅速滑向傲慢與獨裁。

前不久，一位年輕女孩正在東京帝國劇場街邊等待朋友匯合，突然幾名面相兇惡的壯漢圍上，領頭的金發男人惡聲道：“小姐姐，你在做爸爸活吧？”

女孩一愣，男人隨即伸手抓來：“你還是黃牛對吧？還我8萬塊錢！”

女孩驚慌失措地試圖逃開，幾人圍追堵截，當她攔下出租車嘗試離開現場，領頭者拽住手臂她的手臂把她硬拖下車。掙扎中女孩不斷呼痛，然而換來的只有更兇狠的鉗制。直到片刻后一人高喊“弄錯了不是她”，壯漢們才松手離開。

這是網紅判官杉田一明的“執法”現場，他在YouTube化名“煉獄koroaki”（煉獄コロアキ），自比《鬼滅之刃》中疾惡如仇的正派角色煉獄杏壽郎。

這一天，他準備來一出釣魚執法，于是預約了一位黃牛，對方告知是“穿著黑色長裙和運動鞋的女生”。結果好巧不巧，無辜的路人女孩選擇了同款穿搭，于是被杉田等人好一番“熱情招待”。

待到知道鬧出烏龍，杉田不僅沒有道歉，反而轉手就把這段視頻發在了YouTube頻道上，全程無碼地公開了女孩的樣貌，并且打上了“爸爸活”、“黃牛”等侮辱性標簽。

理由是：你不心虛，為什么要跑？

煉獄koroaki:抓到了倒票乃木坂46的混蛋丨圖片來自本人SNS

結果，杉田因此成了第一個進局子的網紅判官，女孩報案后，警方迅速以涉嫌“損害他人名譽”為由將他逮捕。

杉田被捕或許并不稀奇，展開他的人生履歷會發現，這位“正義使者”本就是個劣跡斑斑的混混：

他常年欠債、好大喜功，偷竊女友存款去炒股，虧得一分不剩。早年間為了還債，還偷過打工便利店百萬現金。夢想是成為一名牛郎，可以光明正大地靠軟飯生活。

杉田的翻車只是開始，很快，業內知名判官接二連三地吃上了警局特供豬排飯，理由是“非法拘禁”和“故意傷人”，而且證據清晰確鑿，詳情參見判官們親手上傳的視頻。

屠龍少年終成惡龍，正義與邪惡的身份在短短幾個月便相互調轉。

集中發生的群體現象顯然不再是簡單的個人歸因所能解釋，那么究竟是什么，如此迅速地縮短了我們與惡的距離？

并不是每種正義都將走向墮落的結局，起碼在相似領域，我們能找到“網紅判官”的鏡像對比。

如果網紅判官也能溯源，那么創立于1979年的“守護天使”應該算是祖師爺。

當時，因為紐約的治安實在太差，14名居民自發組織起來，在紐約地鐵與犯罪頻發的地區巡邏。他們頭戴醒目的紅色貝雷帽，身穿白色T恤排成隊列，嘴角緊繃地穿行在最混亂的街區。小到調皮孩子的地鐵涂鴉，大到槍支和毒品，所有影響治安的行為都在巡邏范圍。

有報道稱，因為他們的行動，當地犯罪明顯減少，也有研究稱，犯罪減少是經濟與政策主導，不能夸大其詞，總之，做為一個罕見的NPO組織，“守護天使”打響了自己的招牌，現在它已擴展至全球14個國家，其中就包括日本。

日本守護天使同樣在試圖解決癡漢與偷拍問題，但手段相對溫和，除了在站臺巡邏外，他們主要進行相關宣傳教育，為女性受害者提供可以商量的女性成員。

重點不是抓住誰，而是彰顯“我存在”。

在近50年的漫長歷史中，每當治安回暖，守護天使就銷聲匿跡，治安變差又重出江湖，但不論何時，他們都未曾走向正義的反面。

因為守護天使從來不是一門生意。

早在創立之初，創始者就定下規矩，守護天使必須是志愿者，不能以此盈利，甚至還得倒貼一筆會費。

與之正相反，“網紅判官”是一門徹頭徹尾的“正義生意”。

盡管絕大多數YouTuber都竭力否認賺錢的動機，但對粉絲與播放量的焦慮已經出賣了他們的真心。

運營“給勁頻道”（ガッツch）的中島蓮就是其中之一，巔峰期，他擁有超過26萬訂閱者，因為他的視頻總是格外“給勁”。

沒有冗長的求證取證，中島先生主打一個上來就干，在他的頻道，你能欣賞到他各種帥氣的飛撲、擒拿與關節技。對待“疑犯”，中島毫不心慈手軟，時而將對方踹下樓梯，時而飽以老拳。

給勁頻道：逮捕歌舞伎町牛郎偷拍現行

脫離繁瑣的執法與司法程序，這便捷的“現世報”如同電視劇般甜美而爽快，聚攏了大批觀眾。

據日媒測算，這將為他帶來每年超過1247萬日元（約合人民幣63萬元）的賬號收益。

對于一個前黑幫成員、倒閉美容院老板來說，這稱得上是一筆巨款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越來越多人加入這條正能量網紅賽道，“罪犯”很快不夠分了。

不僅素材更加難找，而且初代網紅判官的流量不斷被稀釋，新入行的小將為搏一席之地總是更敢出新出奇。

比如上文誤抓女孩的杉田，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騷擾女性，甭管真假，逮住漂亮姑娘一頓扭打辱罵，再發一輪高清無碼視頻，流量妥妥入賬。

很快中島蓮陷入焦慮。他一面在采訪中反復重申干這行不為賺錢，一面又表示頻道確實該有些更“給勁”的升級。

結果中島決定從掃黃直接升級到掃毒。他假扮涉世未深的少女，在網上發貼尋找“一起吸毒做愛的同伴”，成功釣到一位攜帶毒品前來的天真男士。

中島當場人贓并獲，本以為是大功一件，結果警察來后問明前因后果，直接連中島一起拷走了——對方攜帶毒品固然有罪，您“教唆他人決心和實施購買毒品”也是大罪。

緊接著，他的賬號被YouTube平臺關停，搖錢樹攔腰而斷，結果“不為錢”的中島先生保釋后，第一時間開通眾籌項目，請求粉絲支援“繼續撲滅癡漢”的活動基金，榨干了最后的158萬日元。

網紅判官就像舊日話本里的俠客，提供的，都是法律系統外樸素的道德正義。

但“俠客”之所以成為俠客，而不是流氓打手，正是因為他們不以行俠仗義盈利。

當“正義”成為一門“生意”，自然再談不上什么精神與骨氣，正義的遮羞布下，只剩市場規律。

市場規律推搡著網紅判官不斷試探道德與法律的底線，而添上最后一把火的，則是“道德亢奮”。

不只日本人民有這等體驗，中國網友也有類似的經驗：

去年青島就出了位“地鐵判官”，一段視頻顯示，某大爺因疑似占座問題與人起了爭執，旁邊一位男子聽到大爺“囂張”發言后，一巴掌打蒙了大爺。視頻流出，網友交口稱贊，奉男子為地鐵受氣包的手替，感謝男子解恨。

雖然隨后警方調查發現，大爺大媽并未占座，打人的“地鐵判官”疑似患有精神類疾病，網友還是堅稱：“但是至少三觀正！”

做為正義的伙伴，網紅判官一次次獲得看客的喝彩，在喝彩聲中一次次授予自我更高“權限”，最終隨同無意識的大眾，一起陷入無可救藥的道德亢奮。

觀看網紅判官視頻，你可能會感受到一絲違和——四肢并用的壓制住罪犯后，他們抬起頭來對周圍人說：“請報警，這是癡漢。”

此時他們的神情往往平靜到不可思議，甚至有些不合時宜，仿佛一個做了好事的別扭孩子，竭力繃住臉，藏住興奮與自得，同時卻又用眼角余光偷偷搜尋旁人的贊許。

扮演正義的使者，演著演著判官們自己都信了。

雖然自己也是普通人的一員，但當圍觀群眾掏出手機拍攝行動現場時，他們便會端起警官的架子，氣勢洶洶地逼近：“不要拍攝，這里沒什么好拍的，立刻刪除！”

網紅判官的視頻很少展示罪證，因為并不必要——從目標拔腿跑路的那一刻開始，他在觀眾心中就已經完成了定罪。也很少有人關心警方對罪犯的懲處，因為處罰也已由判官完成，他們胖揍對方、賽博游街，執行全套社會性死刑。

從判官到看客，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種懲罰他人的巨大權力快感之中。這是凌駕于法律之上的自由與宣泄。

正如當代網民熱衷線上斷案，喜歡借由鍵盤羞辱和懲罰罪人。

重要的從來不是是非曲直，而是一種甘美的權力幻覺——“我能審判你”。

在正義的虎皮下，一切下流勾當似乎都變得合理，不論是欺騙還是行暴，都可以用正義的目的搪塞過去。誰要是對過程提出異議，那就是正義的仇敵。

事情發展至此，已經脫離對錯的討論范疇，每一件看似簡單的小事，都將變成屁股和群體的罵戰。人人自詡屬于強勢一方，屬于審判罪人的正義，殊不知當個人逾越程序正義，向另一個體舉起審判之錘時，正義就已經不再純粹。

以魯迅的標準而論，網紅判官中大概只有美國的一類算得上有幾分骨氣：

他們專門找警察的茬子，熟讀法律法規后，以各種方式挑剔和挑釁警方，誘使對方違規以賺取賠償金。

魯迅說：“勇者憤怒，抽刃向更強者；怯者憤怒，卻抽刃向更弱者”。

這些美國判官雖然愛使無賴手段，但好歹算是執法系統的另類吹哨人。

而面向普通人的私人審判，與其說是執行正義的快捷通道，不如說更可能只是群體霸凌的一環。

因為捷徑的另一面，就是容錯機制熔斷。

法庭外，缺乏足夠信息情況下做出的審判，與其說是公民正義，不如說更像是某種信息時代獨有的娛樂。

形形色色的事件只提供一樣相同的情緒價值——肆意懲罰他人的快樂。

于是，越來越難滿足的多巴胺趨勢我們尋找更高等級的刺激，而網紅判官也開始為此竭力編織更多的故事，做出更出格的挑戰。

群體之惡在快樂中形成，在快樂中傳播，在快樂中摧毀不幸的倒霉蛋。

哲學學者周濂在《正義的兩面性》中引用波茲曼的觀點，這樣形容娛樂至死的當下：

奧威爾害怕真相將被隱瞞；赫胥黎擔心真相將被無關的信息汪洋淹沒。奧威爾害怕我們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；赫胥黎擔心我們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，大眾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癡迷。在《1984》中，政府用制造恐怖的方式來支配大眾；在《美麗新世界》中，政府用制造娛樂的方法來支配大眾。在奧威爾看來，人類將毀于自己所憎恨的東西；而赫胥黎則認為，人類將毀于自己所迷戀的東西。

在科技昌明的今天，顯然《美麗新世界》的未來預測更加切中要害，信息的洪流正在模糊對于事實的渴求，將一切轉化為過后即忘的強烈情緒。

而情緒絕不會是真正的正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