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周末，瞎聊聊。

作為一名安利主義者（Anli-ism）我有種“己所欲必施于人”的心理，即凡是看見自己覺得好的東西，就非常想分享給身邊人的習慣。

分享的物體包括但不限于：影視作品、書籍、餐館以及衣服。

不過隨著時間推移，我發現推薦的難度正在逐漸降低。

在過去，假如要向親朋推薦一部電影或者書，你得完整地講一條故事線，突出它的背景、橋段甚至是自己剎那間真摯的感受；推薦件衣服，還得講講背后的歷史故事；要是推薦一部游戲，你還得著重描述一下操作的感受和快感。

如果你的描述足夠打動他，朋友或許還會饒有興趣地追問，你還得進一步闡述其中奧妙；總之，早年先的安利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，需要極力展現作品的復雜與深度，才能完成推薦閉環。

然后，一切都變了，變簡單了。

現在，推薦文藝作品，你不需要講述任何故事，只需要將某部作品的評分告訴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完成推薦；安利衣服，也不需要包裝它的故事，只需要告訴他們：“它很火，你穿上就是最IN的人”就能讓人們輕松買單。

至少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，又不止一位朋友拒絕《爆裂無聲》的理由是：

“xx上評分低于8.5分的電影我不看，那都是垃圾。”

描述這種體驗并非是要舊調重彈，行活兒式的去批判評分體系：一者批判本身就顯油膩，二者問題不在于這個評分體系，評分自有其參考價值，但人們把一根思想拐棍，上升至區分好壞的唯一神圣標準，才顯怪誕。

評分系統出現伊始，是人們試圖通過這套模式，直觀地感受一部作品科學、公正的評價。并以此作為基地，碰撞出更有價值的思考。

但時至今日，暫且不論一些售票平臺，所有電影都高達可怕的評分是否可信；在經歷了《流浪地球》《最后的生還者》《辛德勒的名單》《熱辣滾燙》等等一系列差評大戰之后，你會發現評分系統存在的意義正在褪色，淪為黨同伐異的另一個戰場。

一出接一出的鬧劇，總會讓溫存的人吶喊“就讓電影的歸電影，凱撒的歸凱撒罷”，但這不過是夢中的一廂情愿，畢竟兩者分開的緣由，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除非凱撒自愿出走。

或許在這時評分平臺的創始人們才會驚訝地感受到，自己理想中思辨和對話空間，正在成為身份政治的舞臺，這里沒有妥協，只有共鳴和抱團。

你瞧，盡管評測僅供參考，結論也值得推敲，但“評分引導人民”仍然成了時代顯學，以至于一旦自己的體驗跟“權威評論”相差甚遠，人們就會不自覺地產生恥感，進而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出了問題。

馬丁·斯科塞斯在五年前就抱怨過自己對評分系統的不滿，但被評分系統影響的又豈止是電影，在生活里我們見識過太多被評測勸退的故事了：

拿最近上的一個游戲《浪人崛起》來說吧，我一位朋友對幕末歷史巨感興趣，從早年先湯姆克魯斯演的《最后的武士》到《西鄉殿》他都快背下來了，但就因為游戲發售后他聽評測說不咋地，逐放棄，直到在我游戲機上體驗了一下，才決定重新嘗試。

這次遭遇便引出了一個新問題，當干什么都先看評價成為人類新天性——人們為什么評價僅憑數量就能取代你感知到的事實和真相？是什么讓人們不再看重自己體驗的價值？

這樣的感受在生活中和網絡上比比皆是

總有人說之所以人們需要這些簡化的輔助，是因為大腦總愛偷懶，所以直觀的好壞二元評測和打分，會在這個信息流爆炸的時刻，成為決定人們對作品好惡的第一印象。

但在懶的背后，更深層的緣由是人們害怕出錯。錯的概念可能是怕浪費錢，也有可能是怕浪費時間，但它映射出的是人類更大價值觀的變遷。

按照加拿大作家F·S邁克爾斯在《難逃單調》里的說法來解釋，人們接受了單一文化，即績效主義、經濟故事的框架，放棄了對多樣性的認可，這種狀況沁入了各個角落：

...

當創意藝術的故事以經濟效益為準繩之后，任何給予藝術創作時間、不顧市場需求的想法都會被視為天真。

當人際關系成為績效與成就必須超越他人的故事后，人和人之間的人性將遭到否定，而我們也無法在社會上立足，因為我們的價值與歸屬完全取決于績效。

...

在這樣的敘事結構下，理解當下人們不再重視文化作品之旅的理由，便顯而易見。

為什么要談評分這件事，是因為我覺得文藝作品評分對人選擇的影響，本身就是當下量化一切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符號。

如果你厭煩了這種單一價值的生活，希望重拾復雜性，不如從現在開始，從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品開始，嘗試放棄外部的影響，重拾體驗未知的勇氣。

這或許就像愛斯戴斯說的那句話一樣：

“如果你不走到森林深處，你絕對看不到任何新鮮事兒。”